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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
来源:《道德与文明》 作者:周秋光、徐美辉 时间:2017-03-02 20:23:26 浏览:517次
     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及其他道家(教)的文化典籍中,蕴涵了十分丰富的伦理思想,诸如“清净无为”的人生哲理及“赏善罚恶,善恶报应”等道德观念,成为了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。

(一)先秦道家思想的慈善渊源

    道家学派于春秋末期由老子创立,其代表作是《老子》。该书中主要述其“自然天道观”,强调效法“道”。在政治上,提倡“使人无诤”、“无为而治”;在伦理道德上,主张“清净无欲,独善其身”的人生观。这对后世的慈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   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,对“善”、“恶”有着独特的看法。《老子》第七十九章云:“天道无常,常与善人。”在老子看来,“道”是天地万物之源,不可名状,亦无法察知,却可赏罚应时,使善人得福,恶人遭祸。由此,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“道”的规律,人人向善,善待芸芸众生。“善者吾善之,不善者吾亦善之,德善。”(《老子?第四十九章》)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,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,社会走向至善。这种观点、看法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,便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。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“无为而尊者,天道也。”(《庄子?在宥》)“技兼于事,事兼于义,义兼于德,德兼于道,道兼于天。”(《庄子?天地》)由此,人们可以通过修养得“道”升天,得“道”之人就是“真人”。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。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,就“可以保身,可以全生,可以养亲,可以尽年”(《庄子?养生主》),让善人修身颐养天年,高寿善终。可见,善恶自有报应是庄子与老子共同的主张。

    善恶报应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,在道家经典中得到反复的申述。如:“积功累仁,祚流百世”,“施恩布德,世代荣昌”;“人行善恶,各有罪福,如影之随形,响之应声”等等。其实,这是殷商时代就有的“积善余庆”、“积恶余殃”之说的进一步阐说,并使之世俗化。如《周易??文言》言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又《尚书?商书?伊训篇》:“惟上帝不常,作善降之百祥,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上古时期提出的善恶观念,一一被道家(教)所继承和发扬,并屡屡论及。如此一来,道家的善恶观便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为,并衍生为中土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。

   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“无为而治”、民风淳朴的乐土。他对严苛的政治给予了抨击,认为“民之饥,以其上食税之多,是以饥”,“民之轻死,以其上求生之厚,是以轻死”(《老子?第七十五章》)。正是由于统治者“损不足以奉有余”,造成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。他提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、不平等的社会现象,效法自然界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,学有道的贤者圣人“能有余以奉天下”(《老子?第七十七章》)。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,“圣人不积,既以为人”,“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”(《老子?第八十一章》),“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”(《老子?第八十章》)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。至于庄周,他长期过着息影林泉的隐居生活,追求一种“与天地万物游”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。他亦主张“富而使人分之”(《庄子?天地》),救济贫者,颇有可取之处。此外,他认为,为政者养育百姓,应“爱人利物”,应效法“古之畜天下者,无欲而天下足,无为而万物化,渊静而百姓定”(《庄子?天地》)。老庄这种思想对道教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,而且对西汉初年“黄老无为”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及其后世慈善之政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
(二)早期道教的慈善观

    《太平经》一书的内容体系至为纷杂,糅合了先秦儒、道、阴阳诸家思想,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《太平经》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

    《太平经》提出了建立“太平世道”的设想,描绘了公平、同乐、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。为实现太平社会,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,遵守忠、孝、慈、仁等宗教伦理道德,提出了“乐生”、“好善”的教义。这就是说,道教对世俗民众也深怀仁慈爱意,主张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,才能长生不老,羽化成仙。

    《太平经》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,不应被私人所独占,“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,以共养人也。此家但遇得其聚处,比若仓中之鼠,常独足食,此大仓之粟,本非独鼠有也,少(小)内之钱财,本非独以给一人也;其有不足者,惠当从其取也,遇人无知,以为终古独当有之,不知乃万户之委输,皆当得衣食子是也”。由此提出了“乐以养人”、“周穷救急”的慈善观,若是“积财亿万,不肯救穷周急,使人饥寒而死,罪不除也”。

    《太平经》的“承负说”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。“承负说”是在“积善余庆,积恶余殃”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它认为,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遭报应,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;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。如果祖宗有过失,子孙也要承负其报应。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:承负前五代,流及后五代。

    “承负说”还提出,如果自身能行大善,积大德,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,并为后代子孙造福;如果从恶不改,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,毫厘不爽。“承负说”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、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。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,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。在民间社会,人们暗暗地做好事、修阴功,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。由此而论,“承负说”的提出,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,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。

    魏晋时期,由于统治者和上层士族的信崇,道教获得了大发展,道教的思想理论包括慈善思想,也得到进一步丰富。葛洪作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,也不乏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。葛洪著有《抱朴子》一书,其中“内篇”(20卷)蕴涵着早期道教的积善修德思想,这也是道教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理论精蕴。葛洪宣扬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因果报应思想,并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长生成仙的教义相结合。“若德行不修,而但务方术,皆不得长生也”,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,不能光靠内修外养等方术,还须积善立功,为人多谋利益。正如他所言:“欲求长生者,必欲积善立功,慈心于物,恕己及人,仁逮昆虫,乐人之吉,愍人之苦,人之急,救人之穷,手不伤生,口不劝祸,见人之得如己之得,见人之失如己之失,……如此乃为有德,受福于天,所作必成,求仙可冀也。”换言之,他是要求所有信奉金丹道教的人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,都要做到“乐人之吉,愍人之苦”,周急救穷,见到别人受损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,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所得一样,推己及人,自觉去为求仙而行“善”。为此,葛洪还提出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。他说,仙有地仙、天仙之分,“人欲地仙,当立三百善;欲天仙,立千二百善”,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,不能稍有疏忽。比如要成为天仙,“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,而忽复中行一恶,则尽失前善,乃当复更起善数耳”。如果“积善未满,虽服仙药,亦无益也”;相反,如果不服仙药但行好事,“虽未便得仙,亦可无卒死之祸矣”。相比之下,行善比服用丹药更重要,更能得道成仙。后来,人们将《抱朴子?内篇》中的《对俗》、《微旨》的内容进一步阐发,改编成通俗的道教劝善书,对后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葛洪所提出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,至明清之际发展成影响甚广的功过格。

(三)唐宋道教的慈善观

    唐宋是道教的鼎兴时期。由于两朝皇帝对道教的尊崇,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,道观几乎遍及名山幽谷。同时还涌现出孙思邈等著名的道教学者,辑录了一些道教经籍,如《道藏》、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这些道教学者和经籍,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宝库。我们从中亦可觅见此时期道教文化中所蕴藏的慈善思想。

   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《千金要方》中就提出,医家须具备“人命至重,有贵千金”的医德,还应当“志存救济”,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(《千金要方?序》)。“若有疾厄来求救者,不得问其贵贱贫富,长幼妍蚩(媸),怨亲善友,华夷愚智,普同一等,皆如至亲之想,亦不得瞻前顾后,自虑吉凶,护惜身命”(《千金要方》卷一),对病人要一视同仁,竭力抢救。这种以医济世的慈爱思想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、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颇有启发,使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频频可见。可以说,此为其端倪。其他道教学者如成玄英、司马承祯等人在修行崇道中,也时时留意对道教信仰及善恶观的宣传,希冀人们在尘世积功累德,行善乐施以感动太上,死后升入神仙之列。

    再来看看《太上感应篇》。《太上感应篇》是依道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,大致编纂于北宋末年,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。它以道司命神“太上君”规诫的方式,宣扬善恶报应,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。其善举主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,诸如:“不履邪经,不欺暗室,积德累功,慈心于物,忠孝友悌,正己化人,矜孤恤寡,敬老怀幼”等等。所谓恶行,主要是指“暗侮君亲,慢其先生,叛其所事”、“恚怒师傅,抵触父兄”、“违父母训”、“男不忠良,女不柔顺,不和其室,不敬其夫”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。“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。”如果人们笃行善事,那就“人皆敬之,天道佑之,福禄随之,众邪远之,神灵卫之,所作必成,神仙可冀”。反之,若犯有恶行,司命神定将“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,算减则贫耗,多逢忧患,人皆恶之,刑祸随之,吉庆避之,恶星灾之,算尽则死”。简言之,“积善天必降福,行恶天必降祸”。《太上感应篇》通篇千余字,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,“施恩不求报,与人不追悔”,并谆谆相诫不要“非义而动,背礼而行”,不应“以恶为良,忍作残害,阴贼良善”。这种以行恶遭祸减算、损害现实利益的劝诫,对注重现世利益、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,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由于文字浅显,通俗易懂,很快就在民间传播开来。绍定六年(1233年),宋理宗在卷首御书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,更加促进了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流布。大约在同时期,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也刊行于世,民间行善之举蔚然成风了。应该说,两宋时期慈善活动的普及、发达,与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等道教早期劝善书有割不断的思想联系。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的风靡,其源亦应溯于此,可见其影响之长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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